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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少奇勤政爱民、清正廉洁二三事
双击自动滚屏 作者:本站 新闻来源:人民网   发布时间:2013/3/18 14:07:16   

   亲民:心系群众,人民利益至上

1961年5月,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县农村调查时看望乡亲们。

刘少奇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,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方便问题,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为重。

1942 年春夏,刘少奇离开淮海区来到山东指导工作。有一次住在东海县夏庄村时,因为房子小、部队多,刘少奇就住在了老百姓的一间屋子里。那屋子右边有个厕所,靠窗口有座石磨。房东经常在半夜三更起来推磨,吵得刘少奇睡不好觉。当身边工作人员为此想要建议房东改换推磨时间时,刘少奇摆摆手坚决不同意,且幽默地说:“你们不让老百姓吃饭还行吗?”刘少奇总是这样首先想到群众的方便,与老百姓同甘共苦。

1956 年以后,刘少奇出去视察的次数特别多,差不多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到基层去考察研究。每次外出,行前他总是找身边工作人员谈一次话,除了告诉他们准备去的地方、去的目的任务和去后要找什么人调查等事情外,就是嘱咐他们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、接受礼物,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。他说:“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,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;在那里的活动,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。”

那时候,按照国家规定,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火车。每到一个地方,人家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。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,有时吃住就都在火车上。由带去的厨师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,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。1959 年到济南视察工作,刘少奇要找一些同志谈话,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请他们到车上来吧,我不下去了;一下去,人家又要招待、找房子、安排饭,太麻烦,又浪费钱。”1961 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,前后一个多月,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。 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, 遇到专列通过,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,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。刘少奇对此特别注意,每次都嘱咐随行工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,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,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,耽误人家的事情。当刘少奇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,他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门,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。为此,还闹过一次笑话。

那是在浦口车站。列车到站时刘少奇已经睡着了。天快亮时,一列火车通过,响声把刘少奇震醒了,他突然坐起来说:“哎呀,糟糕!车停在站上,影响别人运输了。”刘少奇连忙把随行工作人员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。吴振英告诉他说:“咱们的车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,不影响别的车通过。”听了这样的话后,刘少奇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出外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,刘少奇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。1961 年春他回乡搞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子。

原先,对刘少奇的这次回乡调查,湖南省委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。但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:“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,一切轻车简从,只要一辆吉普车,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。”

刘少奇说到做到,身体力行。4月2日,一辆再普通不过的吉普车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出发,载着刘少奇开始行驶在他考察湖南农村的一程程路途上。故乡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,吉普车在雨里艰难地前行。对已63 岁高龄的刘少奇而言,这辆吉普车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。44 个日夜,他有33 天在田间奔走,走访了宁乡、长沙、湘潭各地10 多个生产大队,累计行程达4000 多公里。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、糠粑粑,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。正因为这样,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。

4 月12 日,结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调研,刘少奇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一步搞调研。依旧没有威武的警车、长长的车队,甚至连谁是首长都不能一眼辩认出,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就这样悄悄来到天华大队。下车后,刘少奇夫妇径直住进了王家塘一幢破旧的小屋。房里泥墙已大块大块剥落,屋内十分阴暗。没有玻璃窗户,就用一块粗布挡着;没有床铺,便用两张长条凳架起两块门板代替。地方干部曾建议刘少奇住条件好些的房子,但刘少奇却坚持“和群众同吃同住”,不搞特殊化。第二天,刘少奇即召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。继尔又为了真正切实地了解到实情,避开大队干部,深入到群众中去,请来七位普通农民直接座谈。在天华大队为期18 天的农村调查期间,刘少奇与农民同吃同住,走村串户,倾听农民兄弟的疾苦,了解存在的真实情况与问题,在这里制止了“浮夸风”和“瞎指挥”,做出解散食堂的决定,使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。 

1961年回乡调研的刘少奇夫妇同姐姐话别。

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视察结束前,又抽空回到离别几十年的老家炭子冲看望乡亲。宁乡县花明楼区委闻讯后高兴地准备了12 间房屋来做接待室。然而,刘少奇没有惊动任何人,晚上悄悄地直接走进了炭子冲。同样地,他也没惊动村里的干部,就宿在了他青少年时代与母亲同住的旧屋里。这是一间极其简朴、面积不大的房子:小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旧木椅子,还有一张陈旧的木床与一个老式洗脸架。

刘少奇在家的七天是最忙的七天。他说:“要想了解真实情况,探亲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好方法,亲友们一是不怕你,一是信任你,可以对你说真话。”翌日一早,他就头戴草帽,脚穿布鞋,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去了。问生产怎样?生活如何?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?等等。这七天间他几乎天天深入群众,访贫问苦,调查研究。

期间,刘少奇再三指示不要开放他的旧居,不要办纪念馆。他说:“要办就把毛主席旧居和陈列馆办好,我的房子都让出来给群众住。将来群众砌了新房子,比这里好,群众不愿住了再说。”当时有的干部顾虑让社员住,养猪养鸡的搞脏了怎么办?外国人来参观怎么办?刘少奇说:“不请就是啦!实在要来,那就不要嫌乱!”有人又问:“来了怎样招待?”刘少奇笑着说:“来了,两碗开水。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刘少奇处处为群众着想,要求干部也是这样。他离开旧居,来到县城,也没有住为他安排的招待所,而是住在了县委的电话会议室。当晚,刘少奇和县里的干部们交谈时,对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们革命的目的,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,人民受了这么多苦,我们要为他们分忧啊!”刘少奇还风趣地对县长说:“县长嘛!就是人民的父母官,就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。”接着,他和县委书记及县长等一起研究制定了社员住房的三条措施,并要求连夜打出文件,第二天发出。次日清晨,县委书记正准备将文件送给刘少奇审阅时,刘少奇已派秘书来取了。刘少奇看完文件,立即作了批示。

1960 年4 月,刘少奇乘坐一艘中型客轮,出三峡,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,沿江而下。那天晚上,刚过宜昌,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,顿时风吼雨至,浊浪排空,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起来。在探照灯的光柱下,发现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,又被大浪压下去。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慌失措,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,落水者一再呼救。

轮船上的人们议论纷纷: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;多数同志认为,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,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,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……

在这千钧一发的险情面前,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刘少奇知道这些情况后,当机立断说:“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,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!”

船员们见刘少奇都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,立即奋不顾身投入到这场抢险的搏斗中。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,克服浪涛的推力,让船侧身擦过浅滩;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,探身舷外,把落水者拉上甲板。舱里,刘少奇不安地站起身,走到舷窗前。外面,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,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,重重地摔在甲板上,浪沫像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。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。刘少奇又命令为小船挡风。轮船横在江心,截住木船,用缆绳牢牢系住……清晨,风停雨过,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,流下了行行热泪。缆绳解开了,小船也一条条散去,船上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,不住地挥手致意…… 

调研:注重实事求是,绝不盲目言从

1960年4月,刘少奇视察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工地。

1958 年夏末秋初的一天,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收到一份报道安徽省某县水稻亩产5000 斤情况的简报,并以激动的心情急忙拿着简报去向刘少奇报告这一好消息。但刘少奇对秘书的“喜讯”似乎并不在意,他接过简报迅速浏览一下后用低沉的口气问:“你相信吗?”刘振德不知如何回答,略思片刻说:“对南方的水稻产量我不熟悉,对北方的谷子、小麦等农作物的产量还知道一些,但产量最高的也没听说过有超过1000 斤的。”刘少奇两眼充满疑虑,担忧地说:“南方的水稻是比北方的谷子、小麦的产量要高些,但说亩产5000 斤,肯定是吹牛!”后来,吹牛和浮夸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,“卫星”也越放越大、越放越高。

刘少奇坐不住了。1958 年下半年,60 岁的刘少奇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先后几次到外地调查研究。7 月,骄阳似火的盛夏,他来到山东、河北;11 月、12 月,寒风刺骨、滴水成冰的隆冬,他来到河南、湖北。视察农业,他一定要到田里亲眼看看庄稼,到农民家里问问温饱;视察煤矿,他一定要戴上矿帽矿灯、脚蹬高筒雨靴来到井下,看采煤,看掘进,到矿工食堂、宿舍看伙食,问冷暖;视察钢铁厂,他一定要到铁水滚滚、火花飞溅的炉前询问产量和质量,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……他每到一处,都会被人民群众那冲天的革命干劲所感动,但又被那有些过分的吹牛、浮夸所困扰。

当刘少奇深入到河北省徐水县去实地察看、调查了解并耳闻日睹了大量事实后,明白了徐水县的所谓“共产主义”,原来只不过是吃大锅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、图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“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图”。这哪里是什么“共产主义”?完全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瞎吹和乌托邦式的空想。

从山东和河北调研回京后,刘少奇有一次在支部会上心情沉重、神色黯然地向大家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。听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等的讲话,刘振德也谈了自己的看法:“我对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增产数字,特别是钢铁、粮食的增产感到非常兴奋。虽然对有些数字也有怀疑和议论,但没有否定它们的根据,只是随声附和、盲目乐观。” 

刘少奇接过话题说:“人云亦云,不假思索,是个大毛病,我在山东、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,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,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。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,不能泼冷水。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。有些事,我们没有经验,调查研究又不够,受点挫折是难免的。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、不科学的口号,特别是这股浮夸风、吹牛风,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。我们决不能任其发展了。有时,我的头脑也有点热,说过些过头话,我向支部作检查。这就算我的思想汇报吧!”

刘少奇实事求是、向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和绝不盲目言从的冷静科学工作方法,还体现在他回乡搞调研时听取群众反映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了两个案件:齐海湘错案和冯国全“破坏耕牛案”。

刘少奇在做调查时,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件错案,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。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切实调查清楚,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:“人虽死了,也应该查清,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。本人死了,还有子女后代,我们要对案件负责,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。”在刘少奇的干预和点拨下,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。

对于群众反映的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将一根3 寸多长的铁丝钉进他们为生产队喂养的耕牛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“破坏耕牛刑事案”,刘少奇觉得可疑,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并重新研究这个案件。刘少奇说:“请你们把此案再调查一下。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细致的调查,不仅要调查当事人,还要向老兽医和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请教。你们想想看,牛皮那么厚,牛劲那么大,它能那样俯首贴耳地让人将铁丝钉进自己的肚子里?你们查清后写个报告,好不好?”刘少奇从中察觉到司法机关有些人办案马虎,对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。

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,否定了原定的结论。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,早在1955 年8 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,由于其子出于好奇心,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,致使这条耕牛落下病根,并最终因铁丝进入肺部而死。此事已真相大白,湖南省公安厅经过复查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,并于6 月30 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公安部写了《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》, 如实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。

刘少奇对人民的负责,不仅表现在他发现错判后及时地予以纠正,还在于他工作缜密细致,由此及彼,胸怀大局,考虑到全国如果还有这样的冤案也应一并认真调查研究,给以解决。7 月10 日,回京近两个月的刘少奇在审阅这一调查报告时,致信公安部部长:“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,应由各地公安政法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,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。”刘少奇亲自审阅、修改了关于这件错案的调查报告并批示:此件发至县以上公安、政法部门阅读,对各地几年来所有由于死牛胃内、肺内发现铁丝、铁钉等而定为“破坏耕牛”的案件,都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,以便使我们的结论符合实际。 

律己:公私分明,对亲属和子女从不搞特殊

刘少奇同湖北省委负责人在一起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。

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,也是人,也有亲情,有这样那样一些亲人、亲戚。然而,位高权重的刘少奇却在亲情面前公私分明,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作了最好的诠释。

对于托刘少奇办私事的亲友,刘少奇总是婉言相拒。他很诚恳地对他们表示:“你们的事我不是不能办,硬着头皮办也是可以的,但我们是共产党员,办事要讲原则,我们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。”

解放初期,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一封信,曾在家乡人民中传为佳话。刘少怡是刘少奇的亲姐姐,从小对刘少奇照顾得很周到,感情较深。土改时,刘少怡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。刘少怡听说弟弟在京城作了“大官”,就给他写了一封信,在信中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,不愿在家务农,希望能随他到城里去生活。

刘少奇在给刘少怡的回信中,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,鼓励他们自食其力,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:“你们不要来我这里,因我不能养活你们。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,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,那就是我的光荣。如果我当了副主席,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,或是不劳而获,那才是我的耻辱。你们过去收租吃饭,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。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,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。” 

刘少怡听从刘少奇的规劝,一直在家乡务农。刘少奇1961 年回乡调查时,还曾特意去看望了她。

刘少奇对每个子女都倾注着深沉的父爱,但这份父爱绝不表现为娇惯孩子,而是特别注意在生活上给孩子们降低水准,从不让他们搞特殊。

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、刘源、刘亭亭都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过。他的警卫员看到个别首长的孩子上学下学都有小汽车接送后,也就接送过孩子们几次。

这件事刘少奇知道后,对王光美和警卫员们说:“不要让小汽车接送孩子,可以坐公共汽车嘛!”吃饭时,他又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。

以后,宁肯小车闲着,也不让孩子们乘坐。

尽管学校离家不算很远,但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,刘少奇后来还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。每逢周六下午,由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,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。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。这位老师傅每周一早晨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上课。

当刘源上到三年级后,刘少奇提出:“孩子大了,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。”朱德、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这项提议很好,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,给孩子们买了公交车月票。从此,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,先乘14 路,然后再转乘10 路公共汽车上学了。

在学校里面,同学们都不知道刘平平、刘源源、刘亭亭等的爸爸、妈妈是做什么的,他们所有档案里的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。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许孩子们讲出来,子女们也就不敢讲出半个字。有一次,在音乐课上,刘源没带课本,音乐老师就给他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,说:“你把课本送来。”王光美二话没说,赶紧骑上自行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。王光美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。只要她不忙,她就会到学校去给孩子们开家长会,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。 

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,国家粮食紧张,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都很低,副食品更缺乏,全国人民都在挨饿。刘少奇的子女们也都住在学校里,吃不饱饭。刘亭亭在学校里饿得晕倒了两次,当时她同学的妈妈就给刘亭亭妈妈打了一个电话,说:“你心太狠了,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,你还不接回家去。”王光美正准备要接刘亭亭回家时,刘少奇说:“现在,整个人民都在受苦,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,将来长大了,为人民做事的时候,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。”于是,子女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。

1960 年,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,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。

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,就专门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,认真地核对了一番水电费数字。重新测算后,刘家每个月要付60 余元的房租水电费,比原先多了20 元左右。

对此,刘少奇表态说:“已经定了工资制度,就要彻底执行,高级干部要带好头,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。”

刘少奇每月去理发,都要身边的工作人员专人负责给他记账,到月底从他的工资里扣除,绝不占国家一点便宜。

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每月交党费25 元,刘少奇买烟、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 元,全家人的伙食费150 元,给保育员付工资40 元,每月的房租、水电等费用最初是40 多元。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、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,就所剩无几了。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。

刘少奇家里人口多、花费大,可他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。在他的严格教育下,刘少奇一家人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。

这些事情说明,刘少奇非常注意防微杜渐,决不愿意让子女们从小因自己是国家主席的子女就滋长高人一等、可以沾国家光的优越感,充分表现了刘少奇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洁的高尚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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